台灣華麗奇幻大作【騷人】Young Dudes

做為金馬奇幻影展開幕片首次亮相，《騷人》在台北電影節上不是那麼張揚的拿了攝影、配樂獎。當時看著影片中神經兮兮的廢柴吳安良，拉著郝歌跟阿代兒在末日前搭上卡拉圖號，化身快閃麥克俠，搞在一起過公社生活，然後掉進時空辯證的黑洞。像刷過的色澤，種種飽滿而現實的場景發生之後，留下煙火爆炸過竟蕩然無存的訝異。在戲院黑暗中專心筆記，改編〈The End of The World〉、〈What A Beautiful Day〉跟〈Raindrops〉聲音混著影像粒子，就這樣舒服地沉進細胞裡面。幾乎沒什麼邏輯但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傻呼呼地看了，而且很喜歡。

更早應該提到八年前記者還在念大學，陳映蓉首部導演作品《十七歲的天空》。陽光下分不清是氣味還是碰觸的藍色，伴隨自己很長一段時間、想要破殼長大的撕裂與渴望。我們於是聊起在《國士無雙》後幾年的生活，那段她自嘲犯上「公主病」、選擇性的半無業狀態，「我一直在主流生活節奏外。好像有一間店但其實生意不好。還是想接案子，但沒辦法為了營生去做更多妥協」。「這顯然不只是我的問題」，她接著說「覺得自己不被接受，但其實這個時代有它不適合自身的地方。不適宜舊的東西正在崩壞，但是沒有新的東西去接替。大企業、國家是舊的遊戲規則，趕不上變化但我們還是得用，其實很不合穿。每個人在自己的節奏上打轉，可是這個正在耗損的世界，也許已經停止運作了」。

對此2012世界末日的暈眩想像，她說「以前敗壞好像還是物質層面，這個時代更在精神層面」，陳映蓉進一步談到「末日是最劇烈的、逼你去看所有你以為既存事實或答案，其實都可以被破壞」。電影藉由吳安良的網路建國，暗示物質沒有實際上的消失與存在而時間靜止，接著從旁觀社會的客體轉為主觀覺醒：「我（自由意志）就是世界」。面對鉅變往內探求而非向外需索的「革命」方式，切到陳映蓉對自身世代的觀察，「我們那個時代不公義的事情沒有那麼昭然若揭，你不是很痛快，也不會被激怒，只是選擇不相為謀」。因此，她做的是「這個世代時空、生活的剪貼，從此延伸出的世界觀或時間觀」。「本來一直提不起勁，碰到想講的話，管他的呢就弄，講完就沒事了」，她表示。

《騷人》充滿好幾段搖頭晃腦的清談對話，而那些似曾相似的場景，刻意削去敘事結構之後，陳映蓉透過音樂的節奏性跟現場的生活感，說服觀眾、實現她的卡拉圖號。「照理講如果我是一個誰的話，就不會顯得那麼挑戰」，陳映蓉面對拍攝手法不以為然的聲音，這樣談到。決定「就是要這樣」的導演，同時需要合作夥伴志同道合的勇氣。談到音樂難掩興奮的陳映蓉，自顧自說「音樂是我沒有辦法高過的創作形式，我還滿仰賴它的。一首好的音樂，是可以讓你到另外一個世界最快的媒介」，自知「環境不能給我、我也還沒有到那個位子」，所以影片做不到像心儀的《時時刻刻》作曲家菲利浦葛拉斯那樣，能夠擁有完整的配樂系統。陳映蓉目前則以導演的「音樂筆記」這種方式跟配樂合作，來掌控整體風格，「把所有適合的音樂，氣氛、感覺、節奏都找好，配樂位置放好。在拍的時候我知道我放了什麼音樂，很高效能方法我也喜歡」。這次作品堅持「我要它是一個浮光掠影」，陳映蓉認為「當攝影機擺上角架，意味你的場景是經過設計、安排。既然我不是這個走法，就不給分鏡」。因此，現場多由攝影師手持機器、靈活跟拍完成，「我們都是路過或紀錄這個世界的人，不是規定它長什麼樣子。我進入拍片現場要看到這個世界、這些人，他們的世界要成立，這個（很感覺的）東西是很直接的」。

對作戲跟看戲的人來說，戲是真的而我們只是跑腿的小廝。當記者追問陳映蓉怎麼認知導演身分，她沉吟很久答到，「對，這個（問題）很煩。找案子、拍故事，要經營可以變成職業。在《國士無雙》拍完開始變成這樣，我不喜歡。這是多方褻瀆，褻瀆我喜歡的這件事（導演）也褻瀆我的真實人生」。她進一步解釋「是為了其它目的而不是為想表達的事情服務，還拖累真實人生，你被保護起來，沒什麼感覺」，然後脫口叫到「這樣我真的會弄不出來你知道嗎？！我不想要導演是這個樣子」。在選擇暫停的時間裡，她說「其實還是會癢，這是你喜歡的東西，就是有想要導演的欲望」，「現在回過來拍《騷人》，你可以投入在裡面磨練自己」。反覆測試自己可不可以的陳映蓉老實說：「我不知道這個狀態能撐多久，但我需要導演這個內容。我是一個對虛實搞不清楚、要有戲的人，這會讓我看到什麼是戲什麼不是。我追求一個進入人生、很本質的東西，而導演是我的途徑。我也不知道除了這個事情我能怎麼辦，這個東西好像最接近我的疑問跟解答」。

「這個世界被物欲侵略了，多樣的傳播文化發展，催生了有史以來最普遍的，價值觀上的一元化，我們正在被沉悶與刻板淹沒。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做一個不一樣的人，即使是廢人，本身就是一種貢獻。妳告訴我，什麼才叫做廢人?」—《傷心咖啡店之歌》

片尾大衛·鮑伊〈All the Young Dudes〉回過神來的召喚，除了對諾亞跟諾亞的家人，還有意義上年輕的邊緣人。陳映蓉緩緩分享「從小入睡前都要給自己一個很開心的狀態，會想像在一艘船上，所有喜歡的人，我的家人大家都在船上。從小對快樂人生的定義就是這樣，可以放在同一個地方，大家很開心的生活」。對於回憶裡的親近，想要保守住某些美好的空間想像，延伸到「我對我屬於的地方都有一種偏執、不理性的感情。也許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會發生在台灣，台灣人很廢但很有愛，而且總是對所有事情很健忘但是很信任」。

聊完後回家翻到十六年前出版的《傷心咖啡店之歌》，但陳映蓉應該會對「傷心」有點意見，「其實我以為作品是正面的，還是入世一點的」。不過，若接起銀行保險推銷員電話，馬蒂跟我們應該都無法想像，每個月定期存五千，被綁住等二十年後才能把錢領出來是什麼意思。想起陳映蓉一面咧嘴笑說自己存起來的生活手札「沒頭沒尾，但是它還不錯，滿有見地！」，發覺不管是吳安良或她，帶著一點傻氣跟一點風骨，按耐不住的驕傲跟自我，在這個時間點上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模樣。

※原文出自於：破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