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金馬奇幻影展開幕片首次亮相,《騷人》在台北電影節上不是那麼張揚的拿了攝影、配樂獎。當時看著影片中神經兮兮的廢柴吳安良,拉著郝歌跟阿代兒在末日前搭上卡拉圖號,化身快閃麥克俠,搞在一起過公社生活,然後掉進時空辯證的黑洞。像刷過的色澤,種種飽滿而現實的場景發生之後,留下煙火爆炸過竟蕩然無存的訝異。在戲院黑暗中專心筆記,改編〈The End of The World〉、〈What A Beautiful Day〉跟〈Raindrops〉聲音混著影像粒子,就這樣舒服地沉進細胞裡面。幾乎沒什麼邏輯但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傻呼呼地看了,而且很喜歡。

更早應該提到八年前記者還在念大學,陳映蓉首部導演作品《十七歲的天空》。陽光下分不清是氣味還是碰觸的藍色,伴隨自己很長一段時間、想要破殼長大的撕裂與渴望。我們於是聊起在《國士無雙》後幾年的生活,那段她自嘲犯上「公主病」、選擇性的半無業狀態,「我一直在主流生活節奏外。好像有一間店但其實生意不好。還是想接案子,但沒辦法為了營生去做更多妥協」。「這顯然不只是我的問題」,她接著說「覺得自己不被接受,但其實這個時代有它不適合自身的地方。不適宜舊的東西正在崩壞,但是沒有新的東西去接替。大企業、國家是舊的遊戲規則,趕不上變化但我們還是得用,其實很不合穿。每個人在自己的節奏上打轉,可是這個正在耗損的世界,也許已經停止運作了」。

對此2012世界末日的暈眩想像,她說「以前敗壞好像還是物質層面,這個時代更在精神層面」,陳映蓉進一步談到「末日是最劇烈的、逼你去看所有你以為既存事實或答案,其實都可以被破壞」。電影藉由吳安良的網路建國,暗示物質沒有實際上的消失與存在而時間靜止,接著從旁觀社會的客體轉為主觀覺醒:「我(自由意志)就是世界」。面對鉅變往內探求而非向外需索的「革命」方式,切到陳映蓉對自身世代的觀察,「我們那個時代不公義的事情沒有那麼昭然若揭,你不是很痛快,也不會被激怒,只是選擇不相為謀」。因此,她做的是「這個世代時空、生活的剪貼,從此延伸出的世界觀或時間觀」。「本來一直提不起勁,碰到想講的話,管他的呢就弄,講完就沒事了」,她表示。

騷人台灣版_正式海報  

《騷人》充滿好幾段搖頭晃腦的清談對話,而那些似曾相似的場景,刻意削去敘事結構之後,陳映蓉透過音樂的節奏性跟現場的生活感,說服觀眾、實現她的卡拉圖號。「照理講如果我是一個誰的話,就不會顯得那麼挑戰」,陳映蓉面對拍攝手法不以為然的聲音,這樣談到。決定「就是要這樣」的導演,同時需要合作夥伴志同道合的勇氣。談到音樂難掩興奮的陳映蓉,自顧自說「音樂是我沒有辦法高過的創作形式,我還滿仰賴它的。一首好的音樂,是可以讓你到另外一個世界最快的媒介」,自知「環境不能給我、我也還沒有到那個位子」,所以影片做不到像心儀的《時時刻刻》作曲家菲利浦葛拉斯那樣,能夠擁有完整的配樂系統。陳映蓉目前則以導演的「音樂筆記」這種方式跟配樂合作,來掌控整體風格,「把所有適合的音樂,氣氛、感覺、節奏都找好,配樂位置放好。在拍的時候我知道我放了什麼音樂,很高效能方法我也喜歡」。這次作品堅持「我要它是一個浮光掠影」,陳映蓉認為「當攝影機擺上角架,意味你的場景是經過設計、安排。既然我不是這個走法,就不給分鏡」。因此,現場多由攝影師手持機器、靈活跟拍完成,「我們都是路過或紀錄這個世界的人,不是規定它長什麼樣子。我進入拍片現場要看到這個世界、這些人,他們的世界要成立,這個(很感覺的)東西是很直接的」。

對作戲跟看戲的人來說,戲是真的而我們只是跑腿的小廝。當記者追問陳映蓉怎麼認知導演身分,她沉吟很久答到,「對,這個(問題)很煩。找案子、拍故事,要經營可以變成職業。在《國士無雙》拍完開始變成這樣,我不喜歡。這是多方褻瀆,褻瀆我喜歡的這件事(導演)也褻瀆我的真實人生」。她進一步解釋「是為了其它目的而不是為想表達的事情服務,還拖累真實人生,你被保護起來,沒什麼感覺」,然後脫口叫到「這樣我真的會弄不出來你知道嗎?!我不想要導演是這個樣子」。在選擇暫停的時間裡,她說「其實還是會癢,這是你喜歡的東西,就是有想要導演的欲望」,「現在回過來拍《騷人》,你可以投入在裡面磨練自己」。反覆測試自己可不可以的陳映蓉老實說:「我不知道這個狀態能撐多久,但我需要導演這個內容。我是一個對虛實搞不清楚、要有戲的人,這會讓我看到什麼是戲什麼不是。我追求一個進入人生、很本質的東西,而導演是我的途徑。我也不知道除了這個事情我能怎麼辦,這個東西好像最接近我的疑問跟解答」。

「這個世界被物欲侵略了,多樣的傳播文化發展,催生了有史以來最普遍的,價值觀上的一元化,我們正在被沉悶與刻板淹沒。發出不一樣的聲音,做一個不一樣的人,即使是廢人,本身就是一種貢獻。妳告訴我,什麼才叫做廢人?」—《傷心咖啡店之歌》

片尾大衛·鮑伊〈All the Young Dudes〉回過神來的召喚,除了對諾亞跟諾亞的家人,還有意義上年輕的邊緣人。陳映蓉緩緩分享「從小入睡前都要給自己一個很開心的狀態,會想像在一艘船上,所有喜歡的人,我的家人大家都在船上。從小對快樂人生的定義就是這樣,可以放在同一個地方,大家很開心的生活」。對於回憶裡的親近,想要保守住某些美好的空間想像,延伸到「我對我屬於的地方都有一種偏執、不理性的感情。也許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會發生在台灣,台灣人很廢但很有愛,而且總是對所有事情很健忘但是很信任」。

聊完後回家翻到十六年前出版的《傷心咖啡店之歌》,但陳映蓉應該會對「傷心」有點意見,「其實我以為作品是正面的,還是入世一點的」。不過,若接起銀行保險推銷員電話,馬蒂跟我們應該都無法想像,每個月定期存五千,被綁住等二十年後才能把錢領出來是什麼意思。想起陳映蓉一面咧嘴笑說自己存起來的生活手札「沒頭沒尾,但是它還不錯,滿有見地!」,發覺不管是吳安良或她,帶著一點傻氣跟一點風骨,按耐不住的驕傲跟自我,在這個時間點上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模樣。

※原文出自於:破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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