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冠倫

新生代導演陳映蓉睽違多年的新作《騷人》大概是台灣電影中少見的異數。誠如陳映蓉所言:「我只是想呈現一個更自由、更不邏輯的世界,因為有可能那才是世界的真相,它不是那麼線性邏輯。」《騷人》的劇情迷幻、荒誕且大膽,十足地跳躍性思考,是一部用「感覺」,而非單純用眼睛去「看」故事的電影,完全考驗著觀眾的接受度,相信定會引發兩極的評價。

「騷人」一詞原指詩人,在陳映蓉的重新解釋下,泛指在動盪年代中,雖有理想和抱負,卻只能隨地行樂的失意文人或失心瘋的廢人。說穿了,其實就是你、我和他。在這個最好也最壞的時代,不管是對整個社會或者自己,我們必定會有所不滿,但是除了抱怨,又能真正改變什麼?或者說,我們願意做什麼來改變?

電影的開頭,吳安良(王伯傑飾)的言談中不時提到「改變」,譬如:「郝歌(阿部力飾),我有沒有『變』壯?」、「如果我給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改變』地球,那你願意多犧牲?」、「接下來的談話即將『改變』你的一生。」吳安良之所以如此執著於「改變」,或許是因為他身邊的人都不再沉溺於過去,前女友結了婚,郝歌放棄音樂夢,安安穩穩地當個木工老師,唯有吳安良仍浮浮沉沉、看似無所事事,人生沒有多大的進展,最後領悟出「救人比自救容易」的道理,決心以網路建國,企圖幹出一番大事。

對於活在「現實」裡的人而言,吳安良的想法看來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瘋言瘋語,郝哥剛開始也是這麼認為,但是,幸而郝歌心中的理想尚未被磨滅殆盡,吳安良的一頭熱終究感染了他,於是加上吳安良找來的美女阿代兒(瑞莎飾),三人遂啟動了「卡拉圖號」計畫。「卡拉圖」(KLAATU)一詞最早出現在1951年的美國科幻電影《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裡,為一外星人的名字,本奉命摧毀人類文明,後來受人類的愛感召,決定暫停計畫。因此,片中的「卡拉圖號」其實象徵一艘虛擬的愛之船,搭載的人不分性別、種族、階級或國籍,彼此之間就算語言不通,依舊能一起開心地大笑、一起玩樂、一起淋雨、一起奔跑,就像吳安良、郝歌和只會說俄文的阿代兒三人共同生活一樣。


透過網路和媒體,「卡拉圖號」計畫漸漸傳播到全世界,國外媒體也紛紛報導這個事件,陳映蓉不僅藉此呈現出資訊快速流通的網路世代現象,也帶出四海一家的地球村概念,如同吳安良所言:「大家都是一家人。」因而片中可見一群彼此不認識的人一齊在雨中奔跑的畫面,當然結尾時眾人在山上欣賞日出的場景也是同樣道理。此外,吳安良、郝歌和阿代兒三人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使他們跨出性別的藩籬,打破異性戀霸權的迷思,讓愛回歸到最純粹的境地。陳映蓉試圖建構出一個理想中的烏托邦,讓每個人都只是單純的人,並以此為基礎相處、交往;她更屏除利益氣息濃厚的金錢於片中,讓吳安良用畫交換食物,呈現出分享或以物易物的概念,試圖精煉出更為美好的世界,作為對現實中物質社會的反動。

陳映蓉在一次訪談中曾表示,電影是最能解釋人生、表達人生的工具。《騷人》猶如陳映蓉的私密自語,她把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完全反映在片中,讓觀眾去感受、去解讀、去理解。陳映蓉的作法或許有人會以為是無病呻吟的自溺,但這不正是她所謂的「騷人」的最佳詮釋嗎?況且,我認為陳映蓉提出的觀念頗耐人尋味,值得我們仔細去思考。

例如末日。究竟什麼是末日?我們為什麼會如此關注且擔心末日的降臨?吳安良曾說:「躲得過時間,就不怕末日。」末日與時間頓時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陳映蓉在片中並未呈現出確切的時間,特別是吳安良經由神祕通道到另一個世界時,更是連空間的概念都抽離,讓吳安良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也不清楚現在是什麼時候。話雖如此,我們真的躲得過時間嗎?時間根本是無所不在。吳安良回想起過往的回憶時,「過去」與「現在」的對比隨即應驗時間的存在,更遑論是日出的畫面了,時間的動態性不言自明。結論是,我們無法逃離末日。

然而,陳映蓉也不是這麼悲觀。吳安良進入另一個空間之後,有個聲音對他說:「時間定義你們的世界,世界末日並不是地球的毀滅,而只是時間的盡頭。」這好比陳映蓉說的:「我就是現在,現在就是世界。」也就是說,「世界」末日其實只是「現在」的末日,因為「現在」只短暫地存在於當下,一旦過了就成為過去。陳映蓉這般融合無常觀的末日概念,說穿了,就是在提點人們要把握當下,及時行樂,其他的一切大小事情就忘了吧。所以,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All the Young Dudes〉一曲中唱道:「我們永遠喊著革命萬歲,但到底誰又改變什麼?反正我喝了很多,感覺還不賴。」

我也想說:陳映蓉的《騷人》真是騷得神經、騷得可愛也騷得有理,感覺還不賴! 


※原文出自於:放映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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