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華麗奇幻大作【騷人】Young Dudes

<活動辦法>
凡9/7(五)-9/9(日)於國賓影城@長春廣場觀賞電影「騷人」，上傳當日觀影2張票根照片至臉書活動頁面，即有機會獲得「騷人」電影原聲帶一張。
每日的三名得獎者，將於隔天中午12點前抽出，公佈於騷人粉絲頁上。

ps.票根上的片名以及日期請拍攝清楚喔~~

<活動日期>
9/7(五)-9/9(日)，上傳時間截止日到隔天中午11：00
(例如9/7的票根，上傳截止時間就是9/8上午11：00)


機會難得，這周末別待在家，出門騷一下吧！！

>>>>>前往參加活動

 
不知情的，或許就解讀為時下台北男女跨越斑馬線的青春行影吧，知情的，當初青春就愛模彷前輩的帥氣與叛逆，當然，更想走出自己的型。

陳映蓉的《騷人》是一部很另類的青春電影，但是她不做鄉愁式的成長回顧，也無意以共同的成見經驗來喚醒觀眾的昨日記憶，因為她早已過了少年十五二十時，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紀，她著眼當下，不耽溺於往事重建，而是以綺麗的視聽效果，直接書寫青春的迷惘，那是人到卅（四十或者五十，亦然），卻依舊不確定生命核心的歎息。

語法、情緒、影像和音樂都是如此現代，骨子裡卻又是極度的古典，看完《騷人》你很想知道陳映蓉究竟腦子裡在想什麼？於是從我接受到的訊息裡，就「動念」、「影像」、「音樂」和「語言」四個面向，來請教導演陳映蓉，以下就是我們在十分鐘的談話中的重點摘要：

文 / 張冠倫

新生代導演陳映蓉睽違多年的新作《騷人》大概是台灣電影中少見的異數。誠如陳映蓉所言：「我只是想呈現一個更自由、更不邏輯的世界，因為有可能那才是世界的真相，它不是那麼線性邏輯。」《騷人》的劇情迷幻、荒誕且大膽，十足地跳躍性思考，是一部用「感覺」，而非單純用眼睛去「看」故事的電影，完全考驗著觀眾的接受度，相信定會引發兩極的評價。

「騷人」一詞原指詩人，在陳映蓉的重新解釋下，泛指在動盪年代中，雖有理想和抱負，卻只能隨地行樂的失意文人或失心瘋的廢人。說穿了，其實就是你、我和他。在這個最好也最壞的時代，不管是對整個社會或者自己，我們必定會有所不滿，但是除了抱怨，又能真正改變什麼？或者說，我們願意做什麼來改變？

電影的開頭，吳安良（王伯傑飾）的言談中不時提到「改變」，譬如：「郝歌（阿部力飾），我有沒有『變』壯？」、「如果我給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改變』地球，那你願意多犧牲？」、「接下來的談話即將『改變』你的一生。」吳安良之所以如此執著於「改變」，或許是因為他身邊的人都不再沉溺於過去，前女友結了婚，郝歌放棄音樂夢，安安穩穩地當個木工老師，唯有吳安良仍浮浮沉沉、看似無所事事，人生沒有多大的進展，最後領悟出「救人比自救容易」的道理，決心以網路建國，企圖幹出一番大事。

對於活在「現實」裡的人而言，吳安良的想法看來不過是不切實際的瘋言瘋語，郝哥剛開始也是這麼認為，但是，幸而郝歌心中的理想尚未被磨滅殆盡，吳安良的一頭熱終究感染了他，於是加上吳安良找來的美女阿代兒（瑞莎飾），三人遂啟動了「卡拉圖號」計畫。「卡拉圖」（KLAATU）一詞最早出現在1951年的美國科幻電影《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裡，為一外星人的名字，本奉命摧毀人類文明，後來受人類的愛感召，決定暫停計畫。因此，片中的「卡拉圖號」其實象徵一艘虛擬的愛之船，搭載的人不分性別、種族、階級或國籍，彼此之間就算語言不通，依舊能一起開心地大笑、一起玩樂、一起淋雨、一起奔跑，就像吳安良、郝歌和只會說俄文的阿代兒三人共同生活一樣。

2011年6月號起，[ＣＵＥ]曾以個人專欄形式，每月呈現紀培慧對演員工作的思考，與看電影的心得收獲；本年度連載企劃，則轉型為由她擔任主人，向前輩請益關於電影和表演，開啟一場場跨世代深度對談，曾邀嘉賓包括導演易智言、林書宇、編劇蔡宗翰、演員陸弈靜。從去年夏初至今年夏末，我們和她一起懷抱極大熱情努力著，轉眼已一年有餘。如原石般２３歲的她自待打磨，而真正的演員也並非輕易飛上枝頭，她會經歷等待、沉澱，與無休止的學習，這些不見得稱頭卻真實的過程，正是[ＣＵＥ]希望記錄的。

紀培慧與陳映蓉並未合作過，兩人卻有巧妙淵源，你可能略有所聞紀培慧曾是「路上撿到一隻貓」（簡稱路貓）店員，但在那之前，當陳映蓉拍完《國士無雙》退隱至尋常人生，在東區地下室開起咖啡店「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時，店裡唯一工讀生，就是第一次打工的紀培慧，對私底下原本害羞怕生的她來說，那是訓練膽量以敢和陌生人說話的重要轉折。沒有那段經驗，後來就演不出《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了，她這麼說。

「電影是溝通的場所。」 －－Jean-Luc Godard 

在1978年的蒙特婁講座裡高達作如是說。時移事往，到了2010年的「電影社會主義」，在一艘豪華郵輪之上，所有人的溝通逐漸失效。三十年的時光裡，資本持續證明隨時間自我增值的唯一途徑是無盡的開發，如果來自電影發源地，享譽國際的白人男性導演在此刻變得更加悲觀，「騷人」這樣一部來自東方女性的作品則提示了一條饒富興味的進路：如果時間終止呢？ 從個人的青春記憶出發，挾帶時代感的敘事，幾乎已成為後解嚴／後新電影時期台灣男性導演的標準起手式：從林書宇（1976）「九降風」、鈕承澤（1966）「艋舺」、林育賢（1974）「翻滾吧！阿信」、九把刀（1978）「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直至楊雅吉吉（1971）「女朋友。男朋友」。數年間見證的不僅是在「國片復興」中票房的攀升，更是技術與類型的逐步收成。然而這一波「時代青春片」來到「女朋友。男朋友」終不免浮現關鍵問題：在商業機制下，有限的時長與符號化的敘事讓作品顯得更像特殊時空局部地貌的再現，這是非戰之 罪，卻也是近年台灣電影創作者在面對諸如「國片終於走出小眾自戀擁抱大眾」之類「復興」的怪異說詞時，無可迴避的困局：如果新電影導演的鏡頭照見了戒嚴體制下台灣社會的景觀，身處資本化同時亟欲將電影帶向工業化的當代台灣，後新電影導演如何能讓自我省視在觀眾間尋得同感？ 同樣以婚禮開場，有別於新電影導演作品（「一一」）與其後繼者（「陽陽」）為戲劇中人際關係揭展的心理寫實，「騷人」連新娘（男主角前女友）的臉都沒看到，前者隨電影時間開展的情節對後者而言毫無重量，從婚禮返家後對吳安良和郝歌對話逐漸逼近的注視，才讓我們意識到「騷人」關心的並非看見什麼，而是如何看。是的，同樣兩男一女，如果「女朋友。男朋友」召喚了若干來自貝托魯奇「巴黎初體驗」的激情，而「巴黎初體驗」的羅浮宮奔跑又是對高達「不法之徒」的深情致敬，「騷人」敘事上的狂放不羈比起一板一眼的「女朋友。男朋友」或許更跡近「不法之徒」的革命騷動－－在這裡，吳安良和郝歌的酒吧對話提示了革命周而復始的本質：(r)evolution，它並非過去何以成為現在的威權而未來如何將其推翻的大敘事問題（「一覺醒來，台灣就變了」），儘管有著2012的設定，「騷人」的時空仍未定向，關係仍在延展，革命是所有正在發生的變化。

 
▲王柏傑今年新片不斷，本周以《騷人》開出其中備受矚目的第一炮。（李開明攝） 

中國時報 張士達／專訪

王柏傑在電影《騷人》中成天喝酒打嘴炮，但要演一個無所事事的「廢柴」，沒那麼容易。為呈現導演陳映蓉的想像世界，他得在滑水道裡一面下滑一面回首作出憂鬱、瘋狂等表情，讓尾隨在後的攝影師一路捕捉，兩人常在水道裡撞成一團。他在濕冷天氣裡，在八仙樂園拍了一整天，滑了快60次，每次滑完再爬上４層樓高重來一次，最後出現在片中卻只有10幾秒。